近日，重慶男子皮某擅自在微信朋友圈上發布柳某照片，稱柳某“破壞別人家庭就該夾起尾巴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到頭來當小三，真是給你祖宗十八代都蒙羞!”。法院經審理后，判決皮某刪除朋友圈中的不當言論，賠償柳某精神損害撫慰金1000元，同時在朋友圈發表道歉聲明。(《法制日報》8月5日)
因發朋友圈而惹上官司并敗訴的事件并不多見。應該說，重慶這起發朋友圈辱罵他人被判賠償和道歉的事例具有普法意義。朋友圈并非法外之地，在朋友圈發布相關圖片和言論理當慎重，否則就可能構成侵權。
與微博、博客等社交工具不同，微信的私密性更強，一般互加好友的人才能相互了解朋友圈的信息。也就是說，微信屬于私密空間內的閉環交流，非微信好友見不到朋友圈發布的內容。因此，一些人便想當然地把朋友圈作為發泄私憤、辱罵他人的空間。殊不知，這同樣會給行為人帶來麻煩，甚至構成違法乃至犯罪。
要知道，雖然只有微信好友才能看到朋友圈，但只要是將相關內容發布給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就屬于公開這些內容。接受的對象越多，相關內容的公開程度就越大。也就是說，在朋友圈發布相關內容，與行為人在公共場所向具體的觀眾、聽眾發布相關內容并無本質區別，只不過是以網絡交流方式取代了面對面的交流方式。特別是，由于網絡的公開性和傳播的迅捷性，通過網絡發布相關內容更值得重視。譬如，雖然朋友圈可能只有幾百人能看到，但相關內容被截屏后便可廣為傳播，因此，發朋友圈罵人的危害程度一點也不小。
行為人發朋友圈辱罵他人，只是被判賠償損失和賠禮道歉。更有一些人通過微信、微博等造謠傳謠，極大地擾亂了社會秩序，也受到了治安拘留甚至刑事制裁。近年來，“不法分子乘坐面包車在學校門口搶小孩”的謠言幾乎傳遍全國，甚至每年都會重復上演，極大地降低了公眾的安全感。
對此，根據刑法規定，編造虛假的險情、疫情、災情、警情，在信息網絡或者其他媒體上傳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虛假信息而傳播的，最高可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即便情節不太嚴重，社會危害性不大，行為人也可能構成治安違法，應受行政處罰。而通過朋友圈辱罵他人，顯然構成侮辱，可處10日拘留，并處500元罰款。
一些人在享受互聯網便利的同時，往往認為網絡世界沒有約束。以致于將微信、微博等交流工具當做了私家領地，口無遮攔地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編造什么就編造什么。殊不知，網絡并非脫離于現實社會的虛擬空間，而是人們從事生產生活的工具，每一個網絡賬號背后都有一個具體的人。人們通過網絡發布的內容必須經得起法律的檢驗，不得侵害他人權利和公序良俗。
發朋友圈罵人被判敗訴顯然樹立了一個標桿，即受眾相對較少的朋友圈依然不是法外之地，發布不當內容也應承擔法律責任。這理應成為網民皆知的常識，在人人都持麥克風、人人都是“發言人”的自媒體時代，通過網絡發布有關內容理當謹言慎行，不侮辱他人、不造謠傳謠，否則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