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環保企業對虧損進行了反省，認為這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去杠桿、PPP項目規范化運行等宏觀政策，環境治理行政化、產業非理性擴張等等。

2018年，對大批環保上市公司來說，是一個“小年”。

強有力的環境督察監管，并未帶動環境產業的大爆發，整個行業反而進入了寒冬：在證券市場融資總額縮小，債券市場遇冷，行業營收下降。

截至3月20日，從目前已公布的環保上市公司2018年業績預告或年度報告來看，半數公司出現利潤下滑，甚至多家出現虧損。

天翔環境、興源環境、盛運環保、科融環境、神霧環保、永清環保等公司虧損額高達上億元，其中盛運環保累計逾期債務超過36億元，預虧約25億元。

環保企業對此進行了反省，認為這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去杠桿、PPP項目規范化運行等宏觀政策，環境治理行政化、產業非理性擴張等等。

2019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壯大綠色環保產業。改革完善環境經濟政策，加快發展綠色金融，培育一批專業化環保骨干企業，提升綠色發展能力。

那么，如何讓環保產業更健康的發展，企業又有哪些環境經濟的政策訴求?

3月20日，國常會部署了全國兩會后首個環境經濟措施：從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底，對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減按15%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為何業績乏力?

細數2018年利潤下滑原因，環保上市公司總結出了多條原因：“嚴監管、去杠桿”等宏觀政策影響，環保PPP項目進度放緩，應收賬款未收，債務逾期，融資困難，財務費用高企，商譽減值等等。

3月20日，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向記者分析稱：“環保PPP項目本身就是一個杠桿業務，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環保的項目公司，資本金占20%-30%，剩下的70%-80%就需要銀行貸款。在去杠桿的背景下，環保PPP的融資自然就會出現問題。”

而過去幾年，PPP模式的快速發展，給環保產業帶來高歌猛進的發展。但同時，此前PPP項目的諸多弊端，隨著多個環保PPP中標“大戶”陷入財務困境一一曝光。

3月20日，首創股份總經理楊斌向記者透露了他對環保PPP問題的三點認識：快速發展帶來一些問題，比如技術標準提升過快引起較大爭議;過去多年的環境欠賬，希望三五年內解決，過于心急，期望過高，導致一些不科學、不專業的成分存在;地方政府欠費問題，及其背后的地方政府履約意識和能力。

“環保行業提到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地方的履約意識也應當提到相應的高度，這也直接關系到社會資本是否會積極參與PPP行業。”楊斌說。

據悉，一些地方財政支出管理能力不足。它們沒有將環境基礎設施運營費用納入財政預算，或者相應預算額度嚴重不足，但又沒有明確穩定的付費資金來源，導致污水、垃圾服務費用無法及時足額支付，實質上已經形成地方政府隱形債務。

3月20日，一家環保上市公司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考慮到項目未來業主支付風險和資本市場融資壓力，該公司去年主動控制投資的強度，放棄了20多億項目的投資。

據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會長樊元生披露，業內一些大型企業的應收賬款往往高達數十億元，一些中型骨干企業的應收賬款也有幾億元之多，賬目拖欠周期長的超過4年。再加上融資成本高、融資壓力大，財務成本快速上升，部分企業深陷高負債、高杠桿的泥潭。

而商譽減值則牽扯到過去幾年環保資產的過快發展。“過去在政策的驅動和資本市場的助力下，整個環保行業的資產價值都非常高，同時為了讓公司有更好的增長表現，投標的時候就容易盡量報低價搶項目，這也造成了一些問題。”趙笠鈞說。

財政資金如何用?

據了解，去年下半年以來，一批民企、營商環境相關政策的出臺，已清除了一些環境業遭遇的“攔路虎”。

3月20日，清新環境總裁張根華向記者表示，中央要求清理政府、央企、國企拖欠民企賬款，效果明顯，資金回流很快。今年相關央企積極配合解決應收賬款清欠，預期今年6月30日前會回收80%以上的應收賬款。

清新環境業績預告顯示，因應收賬款賬期增加，壞賬準備增加，導致去年資產減值損失較上年同期增加2930萬元。

同時，中央每年投入生態環境的資金不斷增長，今年僅安排大氣、水、土壤專項資金就達600億元，同比增長35.9%。

但如何使用好資金也是一門學問。趙笠鈞表示，政府對項目的批撥款都是行政性的，如果通過市場化的手段，以政府撥的工程性建設款，用來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可以形成新的局面。

“假設政府一年要撥1000億，如果這筆資金不直接用于做工程，而是拿500億建立市場化基金，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另以500億做支付保障，不僅能對社會資本有很好的保障，也可以促進專業上的競爭，誰的技術好、管理水平高、盈利性好，誰能獲得的市場化的資金補助可能性就大。”趙笠鈞說。

作為一名地方環保官員，湖南省環境廳副廳長潘碧靈也持類似觀點。3月6日，他向記者建議，建立市場化引導基金和財政后獎勵制度，獎勵生態環境污染防治技術進步示范工程。

而對于環境經濟政策，環保公司在綠色價格機制、綠色稅收和收費政策、綠色金融政策等方面都有建議。

以綠色價格機制為例，環保公司已呼吁多年，落實國家污水處理收費政策，執行火電行業脫硫脫銷除塵和超低排放的環保電價政策，穩定垃圾焚燒發電價格政策。

尤其對于地方政府欠費，環境商會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的一份提案建議，將環境設施運營支付情況納入環保督察問責范圍。長期欠費的地方政府主管領導，政績考評時應限制升遷調動。

環保產業新機遇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指出，“2018年不是環保產業的拐點，而是起點。”

2019年，環保產業有望進入新一輪發展周期。那么，環保產業將迎來哪些新機遇呢?

據了解，目前中國環境治理任務沒有完成，資源消耗處于高平臺期，大氣、水、土壤等環境質量根本沒有達標，對環境產業、企業的需求很大。

以大氣為例，據環境部3月18日公布的《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質量簡況》，去年，我國有64%的城市空氣質量沒有達標，還有53萬平方公里的酸雨區。

以大氣環境監測起家的先河環保就深諳其中的市場機遇，該公司去年營收、凈利潤預計分別增長31.75%、40.33%。

3月20日，先河環保總裁陳榮強向記者表示，大氣污染防治市場還遠沒有飽和，不管是技術、市場范圍、業務類型，都有大量機會。

工業、燃煤、機動車、揚塵，這四大污染源的治理，都需要監測能力的提升，讓決策更加精準。

例如工業排放，產業升級改造很多還沒完成。工業企業的生產、供應和配套過程，包括原材料運輸、成品外運、料倉追倉等都會產生大量無組織排放，對此的治理首先就需要監測。

除了京津冀等重點區域，川渝、兩湖、贛鄱等地區也深受霧霾困擾。而在環境咨詢市場，隨著相關部門對企業環保責任的強調和整改幫扶，客戶群體會從地方政府延伸到企業、工業園區。

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發布的《中國環保產業發展狀況報告(2018)》指出，藍天保衛戰投資需求約為10178億元。未來三年，大氣污染防治領域環保業務收入平均每年將增加843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