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十年周期已然開啟，中部城市人口規模排位刷新。
5月28日，武漢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發布。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全市常住人口為1232.7萬人。至此，中部六座省會城市人口數據全部出爐。
上一次（2010年）人口普查，六座城市人口規模排名分別為：武漢、鄭州、合肥、長沙、南昌、太原。對比來看，中部六座省會城市排位刷新，最新排名依次為：鄭州、武漢、長沙、合肥、南昌、太原。
從規模來看，鄭州、武漢、長沙三城本次入圍“千萬人口俱樂部”，合肥站上“900萬+”臺階；從排名來看，本次人口普查，中部地區人口第一大城市“易主”， 鄭州以1260萬的常住人口規模，力壓武漢的1232.7萬人，首次問鼎“中部人口第一城”；兩次人口普查，南昌和太原都排名末位。
對此，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鄭州人口居中部省會之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對人才的持續引進、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規模較大以及城市規劃比較到位。
前陜西省咸陽市政府經濟顧問、中國(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資研究院院長王紅英則對本報記者表示：“河南集全省之力，主要采取大中原集中式發展的模式來發展省會鄭州。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從人口還是資源傾斜等方面，鄭州遠遠超過之前。與此同時，河南包括洛陽在內的一些城市也拉開了和其他一些三線城市的差距。而武漢在湖北省政府的均衡發展戰略下，實行的是一種均衡發展模式，所以除了武漢的發展之外，湖北省其他的一些城市經濟增長也相對較快。”
三城入圍“千萬人口俱樂部”
據本次人口普查，中部城市人口數量有三個“千萬”級別、一個“準千萬”級別。
河南不僅是我國的人口大省，同時也是我國的高考大省之一。其省會鄭州排名第一，常住人口為1260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862.7萬人相比, 鄭州十年間增加397.4萬人，增長46.07%，年平均增長率為3.86%。鄭州超出武漢27.4萬人，問鼎“中部地區常住人口第一城”。
葉青對本報記者表示，這首先得益于近年來鄭州對人才的持續引進；其次，鄭州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規模較大，例如富士康鄭州工廠；此外，鄭州的城市規劃比較到位，是全國重要的鐵路、航空、電力、電信主樞紐城市，其中鄭州航空港區是我國唯一一個國家級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面積達到近500平方公里，規劃人口260萬，便于人口的集中。
河南省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馮文元此前也表示，鄭州人口規模變化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人口吸納能力強，二是人口集聚水平高。
退居第二的武漢，常住人口為1232.7萬人，較第六次人口普查增加254.11萬人，增長25.97%，是自人口普查以來年均增長速度最高的十年。年平均增長率為2.34%。作為國家中心城市、長江經濟帶中游核心城市，武漢對湖北全省乃至全國人口有著較強的聚集能力。
對于武漢被鄭州趕超，葉青表示，武漢要進一步引進新的產業，加強吸引人口的有效措施。此外，在吸引投資方面還要著重發力。
“千萬人口俱樂部”新晉成員長沙位居第三，常住人口為1004.8萬人，比2010年增加300.4萬人，增長42.6%，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達到15.12%。
排位第四的合肥，常住人口為936.99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745.7萬人相比，增加191.3萬人，增長25.7%，年平均增長2.3%，10年來全市人口快速增長。
而江西省會南昌和山西省會太原相對落后，人口規模分別為625.6萬人、530.4萬人，排位居末。太原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在改革開放以前地位尊崇，但是重工業的附加值遠遠不如新興的科技產業，尤其是不如高端服務業。
對此，王紅英認為，這實際上是公認的一個局面。山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對較為封閉，除了煤炭資源之外，其他一些第三服務產業發展較慢，加上人口基數的規模沒有明顯優勢，在我國經濟向新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太原難免占下風。
南昌的五大支柱產業是汽車及零部件、光電光伏、大飛機及零部件、軟件和服務外包、生物和新醫藥，不過就產業集群的規模和數量都不及合肥。但是王紅英認為，“理論上而言，其地理位置非常優越，資源也非常豐富，與廣東等發達省份接壤，南昌的經濟發展具有巨大潛力，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合肥。因此，在未來新一屆領導的科學管理下，南昌應該會有更好的發展機遇。”
未來中部“第一城”花落誰家?
記者注意到，除了人口規模之外，對比六座城市人均GDP，武漢、長沙、鄭州都相對居前，南昌和太原均相對靠后。
2010年，六個城市的人均GDP排名依次為長沙、武漢、鄭州、南昌、太原、合肥；2020年，位次調整為武漢、長沙、合肥、鄭州、南昌、太原。
那么，綜合來看，長沙、鄭州和武漢，誰更具發展潛力?
“武漢、長沙、鄭州，三個城市各有特色。”王紅英分析認為，長沙在人才相對比較集中、消費市場比較活躍的背景下，在大消費層面已經成為全國的打卡聚集地。尤其像快樂大本營等品牌類的娛樂行業崛起，加上影視業的崛起，以及豐富的旅游資源會使得長沙朝著大消費的方向快速發展。
武漢則是大學非常集中的一個城市，大學城、一些產學研高科技研究中心越來越多。以小米為例的一些科技集團的落戶，包括一些芯片的研究和制造企業的落地，將會使得武漢百萬大學生的人才優勢得到極大的發揮，會促使武漢朝著科技型的城市發展。
而作為國家交通樞紐的鄭州，是“米”字形鐵路的匯集點，吸引了包括菜鳥、京東等大規模倉儲的集中落戶，包括富士康的加工基地也在鄭州航空港落地。因此，未來鄭州將建設一個大商貿的發展模式。尤其是基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物流運輸成本會極大降低，在未來發展過程當中，大物流，包括一些東部地區制造業的落地會支撐鄭州成為一個制造業和物流的集散地。
因此，這三個城市具有不同的特點，各自具有不同的發展路徑。結合自身經濟的特殊要素，各具特色地發展，會使得我國經濟尤其中部經濟的發展更加具有多元化特征。
對于中部城市未來的發展，王紅英認為，中國經濟的戰略大轉移在經濟內循環的背景下，許多產業會從東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轉移，尤其是中部地區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其他勞動要素，使得像富士康等國際化的企業都紛紛地落戶河南、湖北等地，從這個角度而言，中部經濟的崛起中長期來看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對于人才落戶，政策上要提供更加優惠的措施，比如加大財政補貼、提供更好的發展機遇，包括子女就學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政策傾斜。如此才能把人才與我們中國經濟大的戰略轉移緊緊結合在一起，進而使中部經濟快速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