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2年廣州統計公報出爐，四座一線城市最新人口數據均已公布。
截至2022年末，廣州常住人口為1873.41萬人，對比上年末數據，減少7.65萬人。根據此前深圳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深圳常住人口為1766.18萬人，相比2021年減少1.98萬人。
此外，2022年，上海人口減少13.54萬人，北京人口減少4.3萬人。這也意味著，四座一線城市去年常住人口均出現負增長，合計減少約27.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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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深人口集體負增長，在社交媒體引發熱議。北京和上海前些年都在控制人口規模，人口負增長并不意外，倒是廣州和深圳，過去多年這兩座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量全國最高，所以人口數據的上述變化頗為耐人尋味，很有拐點的意味。
對此一個直觀的解讀是，既然對外來人口最有吸引力的兩座城市，如今都出現人口負增長，那么有理由相信，全國層面人口負增長或許也已經漸成趨勢，并且在短時間內可能很難逆轉。
廣州和深圳人口出現負增長，有短期因素的影響，去年底疫情影響人口需求，大量務工人員提前返鄉，都會影響最終的數據表現。媒體報道也提到，近來廣州地鐵單日客流量創下新高，廣州對人口的吸引力逐步恢復，跨市人口繼續流入廣州的態勢顯現，常住人口規模回歸增長趨勢明顯。
不過，從長遠來看，廣深人口負增長也可謂是大勢所趨，一方面全國層面人口已經出現新的變化，人口大環境無法為人口增長提供支撐；二是，廣深人口增長乏力的跡象已經顯現，只是人口負增長更受關注罷了。
全國層面人口負增長的趨勢基本確立，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廣深對人口吸引力相對較大，人口負增長的趨勢會出現滯后的情況，但人口大環境的影響顯而易見，事實上，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增長乏力的情況，比如，深圳歷年人口增量已從最高峰時期的90多萬人，降至2021年不足5萬人。
既然大趨勢已經基本確立，就應該提前做好應對。人口負增長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為防范風險，就需要全面看待背后的問題。國家衛健委黨組去年發表在《求是》雜志的文章《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提到目前面臨深刻而復雜的人口形勢，其中羅列了多個方面的問題。
除了明確“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外，還提到生育水平持續走低、老齡化程度加深、家庭小型化、區域不平衡等。這些問題在不同地區可能會呈現出一定的差異，不過，各地都必須對新的人口形勢做好準備，針對上述問題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比如，在鼓勵生育層面，近年各地都推出了相應的政策，全國層面實施更積極的生育政策，很多地方還以諸多社會福利保障政策刺激生育意愿，而在生育有關的公共服務方面，也在完善各種政策細節，致力于打造“生育友好型”社會。
又比如在養老層面，探索完善多種政策，居家養老、社區養老、醫養結合等各種養老模式逐漸成熟。此外還推動個人養老金發展，鼓勵發展農村互助式養老服務等，這些努力都為今后的老齡化社會做足了準備。
可以說，應對人口負增長，公共政策層面早就未雨綢繆，盡管如此，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要著眼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安排，完善新時代人口發展戰略，認識、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著力提高人口整體素質，努力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規模，加快塑造素質優良、總量充裕、結構優化、分布合理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高質量發展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的關鍵詞，過去那種拼勞動力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經濟發展既要講究量的合理增長，更要注重質的有效提升。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一個字的變化意味深長。人口負增長的考題擺在眼前，做著這份答卷，需要有緊迫感，也必然考驗各地的政策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