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24%和36%兩道“紅線”將民間借貸利率劃分為“兩線三區”的做法或將成為歷史。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了《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意見》中明確，抓緊修改完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堅決否定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力，維護金融市場秩序，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民間借貸的最高保護利率的大幅降低，是否會影響到信用卡以及一些非銀持牌金融機構，比如保理、融資租賃等行業的借貸利率?業界人士及司法界專家對此作出相關解讀。
不能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四倍
民間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了很多年，該規定源自最高院1991年公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該規定已經于2015年9月1日起廢止)。該規定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
24%和36%
2015年，最高院公布《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借貸規定》)，《借貸規定》對“四倍”的規則進行了修改，《借貸規定》于2015年9月1日生效實施，《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同步廢止，至此，“四倍”的規定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按照《借貸規定》第26條的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借款人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該規定的主要關鍵數字是24%和36%，如何準確理解這兩個關鍵數字呢?24%和36%實際上是設定了民間借貸利率的三個區間，第一個是依法受到司法保護的區間，即年利率24%以下的民間借貸依法受到法律的保護;第二個區間是不受司法保護的區間，即年利率超過36%的民間借貸，超過年利率36%的部分法院將認定無效，不受司法保護;第三個區間是自然債務區間，即年利率24%到36%之間，這個區間的債務屬于自然債務，當事人自愿履行該區間的債務，法院不反對，但如果提起訴訟，要求法院保護該區間內的債務，法院不會保護。具體見下圖：
2020年5月28日兩會公布的《民法典》第680條第1款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
民間借貸保護利率降低
《貫徹意見》的最新精神
實踐中一直有觀點認為年利率24%作為司法保護的上限有點太高了，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
2020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民一庭庭長鄭學林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國民間借貸市場是正規金融市場的必要補充，對于緩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來確實有一部分市場主體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反映人民法院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過高，這個問題也引起了最高法院的高度重視。
鄭學林介紹:
為有效規范民間借貸，引導民間金融健康有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發布多個文件，強調從嚴把握法定利率，對于各種以“利息”“違約金”“服務費”“中介費”“保證金”“延期費”等形式突破或變相突破法定利率紅線的，依法不予支持。
對于社會上反映的司法保護的民間借貸利率過高的問題，鄭學林稱，最高法正在抓緊研究。在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以及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大形勢下，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以紓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從源頭上防止“套路貸”“虛假貸”。
鄭學林透露，今年通過的民法典明確規定，國家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結合民法典的最新規定開展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修訂工作，調整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是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
有知情人士向記者表示，今年春節前后，最高法就在醞釀修改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相對于之前的24%、36%劃分兩道“紅線”的做法。主流的意見是設定一個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這個上限有專家建議參考之前一年期利率的4倍，現在可以參考央行LPR報價的四倍。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公布的數據，2020年7月20日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為：1年期LPR為3.85%。
如果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為一年期LPR的4倍，則意味最高不超過15.4%，較現在的24%大幅下降。
有法院人士認為，民間借貸利率保護采用固定的上限有利于統一裁判標準。上限規定不是固定的數值，而是參照LPR的報價，有利于民間借貸利率隨行就市。
在LPR報價上設定了不超過四倍的空間，給正常民間借貸預留了發展的空間，同時對打擊套路貸、高利貸有幫助。
對持牌機構利率有何影響?
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的調整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會對民間借貸糾紛的審理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對小貸公司、典當行等類金融機構的經營影響比較大。
雖然該精神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直接影響相對較小，但也會產生一定影響，因為按照最高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法發〔2017〕22號)的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研究員卜祥瑞向記者表示，為了降低資金融通成本，民間借貸利率調降確實存在空間和必要。不過，金融不僅僅是簡單的借貸，金融的本質是跨時空的信用風險的交易。因此，對于利率的規定也要視具體產品而定。
比如信用卡透支，守信的持卡人依約享受免息期，如果持卡人違約失信未能按時還款，依據信用卡合同約定，既要承擔免息期正常利息，也要因此承擔違約的“罰息”。
因此，要尊重契約精神，不能將信用卡業務等同于簡單的借貸，而否定信用卡業務的信用交易本質。
在卜祥瑞看來，信用卡等產品不宜要求低于民間借貸的利率。因為信用卡交易基數大，單筆透支金額小，ATM等設備投入巨大，且是沒有抵押的信用交易，逾期后銀行追索起來難度大、成本高，部分仲裁機構、法院不愿意受理信用卡透支糾紛，導致發卡行無法采用有效方式維權。因此，違約者承擔較高的懲罰性成本存在合理性，也符合國際慣例。
民間借貸最高保護利率的下行，應當充分尊重金融邏輯和行業慣例，切實考量持牌金融機構的利益合理保護。
也有司法界人士認為，民間借貸利率是最高限度，持牌金融機構就更不應該超過這個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