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工作就填靈活就業”“碰到核查就說在做自媒體”……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盡管教育部門明令禁止，但高校軟硬兼施讓學生用“就業證”換“畢業證”，用好看的就業率裝點門面等現象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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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就業是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
統計顯示，2020屆高校畢業生達874萬人，同比增加40萬，再創新高。但受疫情影響，春招季相當數量的企業收縮了招聘名額。有數據顯示，應屆生整體招聘需求同比下降22%。
在就業形勢嚴峻、招聘需求下降情況下，一些高校的就業率仍然高達90%以上，引來不少質疑。
東部某省一所大學廣播電視專業的畢業生張彤馨說，今夏學校讓所有二次考研、參加公務員或教師編制考試的同學一律在畢業去向中選擇“已就業-自由職業”，“輔導員和我們說，如果碰到上面核查，就說目前在做自媒體。還再三叮囑，讓我們千萬別說錯了”。
教育部發布的相關通知中，明確指出互聯網營銷工作者、公眾號博主、電子競技工作者等屬于“自由職業”，應納入就業統計，這原本是與時俱進的做法，但卻被部分高校利用統計規則的更新鉆了空子，將應當歸為“不就業擬升學”或“待就業”的學生統計為已就業狀態。
除自由職業外，靈活就業也成為部分高校修飾就業率的“好方法”。
廣州某大學環境科學專業的畢業生郭海濤說，輔導員曾多次勸說找不到工作的同學簽“靈活就業”，并將檔案派回生源地的人才市場。“輔導員向我們保證這不會影響應屆生身份，并且也希望我們理解，之所以‘出此下策’是為了不讓較低的就業率數據影響學校之后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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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數據背后，學生很受傷
與存疑的數據相比，就業率“摻水”直接損害應屆生切身利益。
北方某高校畢業生劉旺4月份簽約了一家教培機構的教師崗，但受疫情影響，原本板上釘釘的工作沒了音信。這讓劉旺煩躁不安，而輔導員時不時催促簽署三方協議更壓得他“喘不過氣”。“每天QQ群、微信群連番催促，每兩周一次電話催促。”劉旺說，對于他這種工作沒著落的畢業生，輔導員都會采用“人盯人”戰術。在輪番轟炸下，盡管自己并不滿意， 5月劉旺還是和另一家教育機構簽署了三方協議。
江蘇無錫某大學英語專業的陳欣怡被實習單位意外辭退后，決定專心準備教師編制考試。但輔導員一再催促盡快簽訂三方協議，她只能找親戚的企業幫忙蓋章來應付這個要求。
陳欣怡說，面對可能來自省教育廳的畢業生去向核查，學校再三叮囑，一定要選擇“畢業去向信息無誤”，還警告說“如果沒有按照學校要求應對調查，被查出材料造假，后果自負”。陳欣怡最擔心的是，因簽署三方協議，會影響她以應屆生身份參加教師編制考試。
“不管和誰簽，只要簽了就行。”三方協議原本應是學生權益的重要保障，但在部分高校卻成了學校就業率的抓手。
學校對高就業率的追求讓陳昊攻讀第二學位的計劃成為泡影。陳昊來自東部省份某高校，畢業后他想繼續攻讀第二學位，需要學校提供未就業證明。而一旦簽署了三方協議和勞動合同，陳昊就是已就業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輔導員仍然要求他簽署協議。為了既能滿足老師的要求，又能拿到未就業證明，陳昊制作了一份假的勞動合同上傳至學信網。他本以為上傳了勞動合同就能順利畢業，上傳結果有誤還能保持自己的未就業狀態。然而，頁面跳轉顯示結果無誤，這意味著陳昊已是就業狀態，難以拿到未就業證明，只能考慮放棄攻讀第二學位。他與輔導員嘗試溝通，輔導員卻不予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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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統計方法，緩解“被迫就業”
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高校注重就業率數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是目前衡量學校就業工作和辦學水平的重要依據。要保證就業數據的真實性，就不能將就業率作為衡量學校就業工作的唯一標準。他建議，就業數據不能光由校方統計上報，應該有第三方機構介入統計與核查。
某企業的總經理吳先生說：“簽訂虛假的三方協議會造成就業率失實，對應屆生就業起到負面作用。統計畢業生的實繳社保清單得出的就業數據會更為真實。”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解決就業問題的壓力不能層層傳導給學校，應由政府、企業以及全社會一起發力。
“雙一流”高校應以培養學生素質和能力為主要目標，衡量這類高校辦學水平時過分強調就業率并不合適。要讓就業率“保真”，需建立更為科學的高校辦學水平和就業指導服務評價體系，解決部分畢業生面對層層施壓而“被迫就業”的現狀。(文中提到學生姓名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