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官員、明星的子女涉刑事案件時有發生，社會公眾從對案件的關注逐漸延伸至對犯罪嫌疑人家庭背景特別是其父母相關情況的關注，引發更為廣泛的圍觀和熱議。
那么，當官員、明星這樣的公眾人物的子女涉嫌犯罪時，官員、明星自身的隱私等相關信息是否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之間的界限在哪里?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與其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之間，是互相獨立的法律個體，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并沒有涉嫌犯罪，因此依法享有隱私權;但作為公眾人物，官員、明星也需要依法受到公民監督權、知情權的制約。
子女涉犯罪與父母無關
父母依法享有隱私權利
截至目前，“南京失聯女大學生被男友與人合謀殺害”一案，依據司法程序正在處理中，可以預見的是，此案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將被提起公訴。
今年7月18日，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海縣警方接到江蘇省南京市公安局棲霞分局協查通報，稱某大學學生李某從南京到達勐海后去向不明，電話關機，微信、QQ均處于失聯狀態。
今年8月4日，勐海警方就李某失聯案發布通報稱，經縝密偵查，發現李某的男友洪某等有重大作案嫌疑。
“南京女大學生被男友殺害案”經媒體報道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接著，犯罪嫌疑人洪某的身份與“背景”等信息開始在網絡上傳播，其中包括洪某的父母的姓名、工作單位等信息。
由于洪某的父親是南京當地一名官員，一時間，此事引起社會公眾產生“連坐式”指摘和“特權”猜想。
9月11日，勐海縣人民檢察院發布通報稱：9月1日，勐海縣公安局將犯罪嫌疑人洪某、曹某等人以涉嫌故意殺人、盜竊一案移送勐海縣檢察院審查逮捕。檢察院受理后，9月4日，檢方對犯罪嫌疑人洪某以涉嫌故意殺人罪、盜竊罪批準逮捕;對犯罪嫌疑人曹某、張某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準逮捕;對犯罪嫌疑人祁某以涉嫌盜竊罪批準逮捕。
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處理中。
與“南京女大學生被男友殺害案”犯罪嫌疑人父母的身份信息被披露而引發熱議不同，2019年5月2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了云南孫小果案件辦理進展情況的通報，在通報中主動公開了孫小果的主要家庭成員的個人信息與工作單位。
同樣作為官員的子女涉刑事案件，為何孫小果父母的個人信息被詳細公開，而洪某父母的情況卻沒有被公開通報?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稱，孫小果的案子本身在司法過程中存在嚴重問題，要深挖這起案件與整個流程以及相關涉案人員，而在這一過程中，涉案人員的相關身份是存在曝光需要的。
在朱巍看來，這是一個反推、反查的過程，因為案件出現了問題，媒體發現了問題，在追蹤的過程中把當事人的相關信息進行曝光來倒推原因，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再次發生。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法律系主任鄭寧告訴《法治日報》記者，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如果沒有涉嫌犯罪，同樣依法享有隱私權。
公眾人物承擔容忍義務
人格尊嚴不應受到侵害
那么，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公開子女涉案的公眾人物信息?
對此，鄭寧解釋稱，隱私權不是絕對的，受到公民監督權、知情權的制約。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條規定，為公共利益實施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等行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體的姓名、名稱、肖像、個人信息等。官員姓名、肖像、工作經歷、學歷背景及業務能力、道德水平、清廉程度、涉案情況等屬于公眾監督的重要內容，原則上都要主動公開。
鄭寧認為，公眾人物的子女涉刑事案件，相關信息已不僅僅是私人范疇，這類消息涉及司法公正、社會道德，往往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與公共利益息息相關，并會被公眾直接將刑事案件與“公眾人物”的身份密切聯系起來進行判斷。因此，在這些新聞報道中，當事人的隱私權應該受到較大限制，這樣才能滿足公眾的知情權。
朱巍觀察發現，當下，在預先判定公眾人物與子女所涉刑事案件本身具有一定關系的情況下，公眾經常進行揣測并曝光涉案人員的家庭情況。一些人認為，對子女涉刑事案件的公眾人物進行“深挖”，對其身份的解讀或者曝光是一種司法監督的權利。
朱巍稱，這并非是對司法行為的監督，而是對司法可能存在不法行為或者是不當行為的一種預判式監督，而這種帶有預判性質的監督已經超出了法律的規定范圍。
朱巍認為，如果子女涉嫌犯罪后，官員確實存在知情不報、參與犯罪、干預司法等相關問題，影響公正公開，那么媒體在事中、事后對相關信息進行一些曝光與披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不確定父母與涉案子女的案件有無關系的情況下，事先曝光涉案者的父母的隱私，確實“殃及池魚”。
在鄭寧看來，雖然公眾人物面對公共利益時需承擔一定的容忍義務，但其承擔容忍義務的前提是人格尊嚴不被侵害。新聞媒體或公眾在行使輿論監督權利時，也負有尊重他人人格尊嚴的法定義務。
必要及需要時方可公開
超出限度必須承擔責任
近年來，隨著自媒體的快速發展，人人都可以稱為信息的發布者和傳播者。一個隨之而來的疑問是，社會公眾的知情權與公眾人物的隱私權之間的界限在哪里?
“窺私欲，加上仇富仇官的心理，容易導致一系列問題，不僅會給涉案雙方的家庭造成不良影響，也對法治進程造成影響。”朱巍說，包括自媒體在內，媒體應該將傳播倫理作為底線，而沒有底線的媒體應該受到嚴厲的處罰。
新華社新媒體中心記者馮松齡認為，當事人涉刑事案件時，媒體報道犯罪嫌疑人、受害者家屬信息時，尤其是官員、明星等有社會影響力的人物信息時，應注意必須在滿足公眾知情權與人文關懷之間進行“均衡”。媒體不能為了吸引受眾眼球或滿足受眾獵奇心理，進行過度報道或“揣測式”“標簽化”報道。
在鄭寧看來，媒體在對子女涉案的官員、明星的身份和家庭背景進行曝光時，要秉持關聯性原則、人格尊嚴不受侵害和真實性原則。
“關聯性原則，即是否與公共利益相關聯。”鄭寧說，“在不涉公共利益領域，即使是公眾人物自身，仍享有隱私權。新聞媒體或社會公眾如果進行跟蹤報道、詳細披露或者不負責任地發表不實信息，則公眾人物可以追究行為人的侵權責任。”
對于未經規范操作就猜測子女涉案的官員、明星的各種信息并廣泛傳播的行為，鄭寧認為，可以從三方面入手進行規范：根據民事法律規定，因為這些行為可能構成侵犯隱私權，當事人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相關監管部門加強監管，對未盡到合理審查義務的自媒體進行制裁;加強倫理道德建設，引導新聞媒體和網絡行業自律。
在朱巍看來，我國的傳播法律體系已經相當完善，只是存在法律之后的執行問題。官員、明星等公眾人物的子女如果存在涉案情況，在公開父母信息時應注意比例原則和必要性原則。
“符合必要性和比例的基本原則，就是在案件確實需要、一定必要的情況下才采取公開，而且還要有一個比例原則，不應該無限公開。”朱巍說。
鄭寧強調，新聞媒體報道新聞時應嚴格還原事件真相，聚焦公眾人物子女的涉案行為，不能為了博取受眾關注而刻意夸大事實，也不能曝光無關人員的個人隱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