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讓我們更深刻地意識到，連接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基礎。新基建與產業互聯網，就是要讓每一個人和每個企業，以目前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來使用數據、算法與算力進行勞動創造，從而共享全球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成果。”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日前撰文再次呼吁加速推動產業互聯網等數字經濟建設，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重點推進，不斷壯大數字經濟。而推動產業互聯網等數字經濟建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快速、準確地對原料、工業產品、商品等進行基礎數據采集，統一的“物品編碼”是實現基礎數據采集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

“物品編碼”這一抽象概念對于大多數人并不陌生，最常見的就是超市購物結算、手機掃碼查詢商品信息時使用的商品條碼。商品條碼是商品全球流通的唯一身份證，其背后是一整套國際通用的物品編碼標準體系。我國物品編碼事業從誕生到現在，經歷了從“集貿雜貨店”到商超轉型和電子商務零售升級兩次快速發展階段。商務部電子商務專家咨詢委專家、億邦動力網CEO鄭敏認為，隨著產業互聯網和物聯網等數字新經濟的快速發展，物品編碼也將迎來第三次快速發展機遇。

被“逼”出來的商品條碼

我國的物品編碼事業發展是伴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推進而不斷向前的。改革開放初期，發展外向型經濟和產品出口創匯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很多企業開始向國外出口商品，但是面臨不少阻礙，其中就包括沒有商品條碼。“我國許多產品因沒有商品條碼而不能出口，或被外商以需要貼商品條碼或重新包裝為由，肆意壓低價格。”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商品條碼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當時我國產品出口的一個關鍵技術壁壘。

1988年9月，原國家技術監督局會同原國家科委、外交部和財政部，向國務院提交請示報告，提出成立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并加入國際物品編碼組織，同年12月得到國務院批準，編碼中心正式成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代表我國加入國際物品編碼組織。從此，確立了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的國內國際地位，為我國的物品編碼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

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成立以后，對我國外貿出口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讓更多的商品擁有商品條碼，走出了國門。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研發出了我國第一套自動結算系統，變革了我國零售業態的結算模式，掃碼結算在我國得到了廣泛應用。隨著越來越多的商品擁有了商品條碼，編碼中心建立了我國最權威的商品數據庫，為各個行業的信息化發展提供了數據支持。

如今，我國的物品編碼工作全面開花。累計為我國80多萬家生產企業提供全球唯一的物品編碼服務，使用商品條碼的產品總數達數億種，在零售行業達到了商品條碼覆蓋率98%。我國的商品條碼系統成員數量、商品數據量雙雙實現全球第一。

目前，全球已有150多個國家和地區采用商品條碼對流通領域物品進行標識，每天掃描商品條碼達百億次。商品條碼不僅貫穿生產制造、倉儲物流、批發零售、追溯召回、消費者反饋、政府監管的全鏈條流通環節，還在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技術等新興數字經濟領域得到更深層次的應用。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主任張成海表示，物品編碼的健康發展為快速成長的電子商務高效運行打下了堅實的數據基礎并提供了有力保障。

推動電商發展浪潮

我國的電子商務規模從最初的每年不足200億，發展到目前電子商務年總交易額接近40萬億，其中商品網絡零售額突破10萬億的規模，發展速度堪稱奇跡。“我國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一是人口紅利，就是我國網民數量的快速增長，二是我們國家對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的包容和接受，第三就是以物品編碼為基礎的商品管理方式迅速和新的商品流通方式完成了匹配。”鄭敏認為，正是商品條碼在電子商務中廣泛應用，才實現了商品管理和物流的高效運行，從而推動了電商的快速發展。

“物品編碼是實現物品自動識別、信息系統互聯的一個必然前提。通過在線上線下采用統一的物品編碼標識標準，整合上下游商家和產品，避免了眾多互不兼容的系統所帶來的時間和資源的浪費，進一步降低了運行成本，實現了信息流和實物流快速、準確地無縫鏈接。”北京交通大學教授張鐸介紹說。“統一的物品編碼標識，不僅能起到產品‘身份證’標識作用，還能使產品整個供應鏈的各個節點實現可視化。其次，統一的編碼身份標識，可以在全球任何國家和地區通行無阻，對跨境電商也起到保障作用。”

而推動電子商務統一物品編碼管理的正是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編碼中心一直致力于電子商務的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EDI實施，到2000年供應鏈標準化，再到物流信息標準化，特別是2010年以來，大力推動商品條碼助力電商發展。”張成海介紹說。正是在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的大力推動下，天貓、京東、蘇寧、美團等國內大型電商平臺先后出臺規定，要求賣家使用商品條碼進行產品管理，為保障我國電商行業快速發展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國電商領域商品條碼應用也走在世界前列。

2015年，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會同國內40余家知名電商一起，向全國的電商企業、制造企業發出“電商應用商品條碼聯合倡議”，2018年與50多家國內大型企業發出“商品數字化倡議”，2019年又與70多家國內大型企業發出“商業誠信交貨倡議”。

目前，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已與阿里、騰訊、百度、京東等大型互聯網企業先后開展數據合作，實現“一次源頭發布、全網多維共享”的數據應用模式，為上萬家企業提供更加全面的商品數據服務。通過共同推進全球數據標準應用、共同推進實時數據采集、共享商品條碼數據信息等手段，保障了商品數據在各個應用場景的準確性、時效性與一致性，幫助企業增強了商品標準化管理與營銷水平，促進了商品貿易與流通。

業內人士表示，通過商品條碼的廣泛應用，提升了電子商務全行業數據質量和信息準確度，推動零供企業和供應鏈參與方誠信開展業務，促進了零供合作與信息互聯互通，提高了電子商務中商品的信息質量，實現了電子商務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夯實產業互聯網數據基礎

今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與中央網信辦聯合印發《關于推進“上云用數賦智”行動 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了“構建多層聯動的產業互聯網平臺”的工作推進思路，推進企業級數字基礎設施開放，產業互聯網迎來發展春風。

面對疫情影響，不管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型企業都在尋找可行的業務增長新模式，倒逼著企業數字化升級，企業數字化升級進入提速換擋的新周期。

“此次應對疫情過程中，‘數字戰疫’已成長為中國抗擊疫情的一支‘硬核’力量，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馬化騰認為，在后疫情時期，國家要把產業互聯網放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大潮中來謀劃，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重點推進，不斷壯大數字經濟。

業內專家也表示，產業互聯網要發力新基建，必須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協同推進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建設，發揮技術的創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數據服務。特別是，產業互聯網要把數據資源調動起來，發揮數據的基礎資源作用。

“產業互聯網最典型特征是智能制造和電商之間的融合，是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把產、供、銷整條產業鏈打通的一個過程。”鄭敏解釋說。與商品零售中使用商品條碼一樣，產業互聯網對工業原材料、產品、流動商品等各個元素和環節都需要統一標準的數據采集，而已經大規模應用的商品條碼正是這些數據采集的基礎。“從這點來看，統一標準的物品編碼必將隨著產業互聯網等數字經濟的發展而迎來新一波快速發展。而反過來說，正是物品編碼的統一標準和健康發展成就了此前的電商，當然也會為即將到來的產業互聯網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支撐。”鄭敏說。

從服務產品出口、商品流通，到服務信息化建設和數字化經濟，物品編碼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信息化發展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動者。“未來，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將繼續加大在物品編碼領域的技術研究和標準制定，加大物品編碼的應用推廣，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尤其是新興數字經濟發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張成海表示。(記者 張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