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直受到全社會的關注。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一出臺，人們就注意到了“意見”第14條當中的一句話：“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教師懲戒權很自然地成了人們熱議話題，其中不乏對教育懲戒現狀的片面認識，對懲戒權的不太恰當的理解。這些議論讓人感到，教育懲戒權的制訂和使用，要慎而又慎。使用稍有不當，后果可能是難以預料的。
“意見”出臺后，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懲戒權又回來了!”過去，確實是沒有成文的懲戒權，但懲戒行為一直存在，也沒有明文禁止，也就是說，一些教師一直擁有實際上的懲戒權。沒有明文的懲戒細則，教師的懲戒就不可避免地有隨意性，帶有情緒化成分，而理性不足。這樣的懲戒，容易演變成師生糾紛、老師家長之間的糾紛。在法律法規層面規定懲戒權，制訂懲戒細則，有望避免或減少這類糾紛。
很多人認為，明文規定懲戒權，可以解決老師“不敢管”的問題。但是，無論“不敢管”的問題解決到何種程度，另一個極端卻是要警惕的：過度依賴懲戒，以懲戒代替其他教育方法，把教育簡單化。因此，在制訂懲戒權細則時，明確懲戒權使用范圍特別重要;或者說，要特別強調：明文規定的懲戒權使用范圍之外不能使用懲戒權;明文規定的懲戒方法之外，教師不能自行發明、使用懲戒方法。要考慮出現這種越界懲戒如何處置，如何挽回過度懲戒、濫用懲戒造成的后果。
懲戒權一旦形成文字，就具有了統一性，統一性即剛性。另一方面，學生的個性氣質或心理特點又是各不相同的，家庭環境也各不相同，因此學生對懲戒的反應會不同，對懲戒的承受力也不一致。有的學生“心太大”，對懲戒可能無感;對另一個學生可能就是不可承受之重。另外，家長對懲戒的理解和反應也會不同;家長的反應很可能影響到學生對懲戒的反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還是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懲罰也是教)呢?這些既是教育倫理問題，也是具體操作問題;在實施懲戒權之前，對這些問題要有充分的估計、預見。
在校園內的各種關系中，師生關系是最重要的關系;所有教育、教學行為的效果的實現，都以師生之間的信任為基礎，以教師是否得到學生信任為基礎。懲戒權的實施更是如此。
對師生關系懲戒權實施細則的制訂和出臺是在國家層面進行，但是懲戒權的實際使用，是在教師與學生的個體之間進行的，是教師與學生個人之間的互動。因此，教師與學生的已有關系，是懲戒權實施的前提。師生之間已經建立了信任關系的，懲戒權容易取得較好的效果;即使在懲戒權實施過程中，對師生關系形成一定的沖擊和考驗，而結果則可能是師生信任的進一步鞏固。如果沒有師生信任這個基礎，懲戒可能擴大師生之間的矛盾與裂痕。不得不說，目前師生之間，尤其是教師與家長之間的信任比較薄弱。因此，教育懲戒權的實施，應該慎而又慎。操之過急，可能事與愿違。
